摸爬滚打 | 中国银行业四十年回忆

• 17. 评职称：银行里的“老法师”、“经济学家”和“政客”

  我们接着聊聊与体制相关的故事。上一期我们聊了福利分房、换房以及当年一些奇特的趣事。在特殊的经济体制和背景下，所谓的“经济制度”以及当时发生的“奇特现象”，可能都是不得已的选择。但后来一系列的变化，可能也与当时的经济环境有关。现在回顾起来，很多事情看得更加清楚了，点可以连成线，也为我们理解当下正在发生的一些事情提供了更好的视角。本期要讨论一个可能年轻人不太熟悉的话题——职称。这个概念与体制内外密切相关。职称这个制度究竟是如何产生的呢？它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它又是如何影响了当时银行人的职业生涯？·时间戳·00:02:47 银行里的“老法师”、“经济学家”和“政客”00:09:30 银行“职称江湖”那些事儿00:19:48 评职称也有地域差异？南北方人，谁更擅长评职称？00:38:44 体制内外的钟摆舞：年轻人，你在“围城”的哪一边？·文字稿·00:02:47 银行里的“老法师”、“经济学家”和“政客”在任何社会和机构中，都存在上升通道的问题。现代企业管理强调人性化和职业规划，希望员工能够逐步晋升。这就需要设置不同的等级。现在的互联网大厂用P级划分等级，其实也是同一个道理。回到我们之前讨论的体制内，改革开放后，国家和银行都面临一个问题：文革结束后，老干部恢复工作，但文革中靠边站的一批人也需要安排。老干部年事已高，中间层青黄不接，于是出现了干部队伍青黄不接的问题。老干部干不动，新知识也学不会，因此邓小平提出了干部队伍要“四化”：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就银行业而言，文革期间几乎没有新人加入。直到1979年，银行开始大量招聘，包括返城知青和中专生。81、82年，文革后的第一批中专生也加入进来，到了82、83年，77、78级的大学生也开始进入银行，但人数非常少。当时银行的干部构成非常简单，只有行长、处长，没有其他级别。当时的干部体制分为24级，大学生毕业后默认就是23级或24级，属于干部序列，这个序列后来慢慢淡化了。前段时间还看到一份文件，上面列着1到24级的对应关系，从正国级、副国级一直到科级，现在还有了一级巡视员、二级巡视员等等，这些都属于上升通道的体现。为了解决年轻人的职级和晋升问题，银行内部也开始设置“科”级，有了正副科长、正副处长，这样就有了更多的级别，年轻人可以一级一级往上爬。但是很快，这些职位都被占满了，专业人员不提拔就没办法晋升。于是就想着，作为专业机构，是不是应该设置专业职称序列，让专业人员也能找到晋升通道？就这样，银行开始设计经济师和会计师系列的职称评定。经济师系列设有初级、中级、高级三个级别，会计师系列也设置了相应的级别。一般情况下，中级经济师会直接简称为“经济师”。在与外资银行对接时，中资银行的行长后面都会加一个“高级经济师”的头衔。外国人把“高级经济师”翻译成“Economist”，以为中国的银行家都是经济学家，闹出了不少笑话。当时在设计职称的时候，是与行政级别对应的，比如助理经济师相当于科级，中级经济师相当于处级，高级经济师相当于厅局级。后来，职称的级别有所下降，但拿到职称后，工资待遇等方面还是会相应提高，所以大家还是趋之若鹜。会计岗位以会计师为主，其他业务岗位以经济师为主。职称评定制度从80年代后期开始实行，到了90年代，行政序列的人员也有了意见：你们搞业务的可以评经济师、会计师，我们搞行政、党务工作的怎么办？于是，银行又搞了一个“政治工程师”系列，专门针对行政和党务人员。但问题又来了，这个“政治工程师”该怎么翻译呢？翻译成“Social engineer”吗？那岂不是说银行里除了经济学家，还有很多政客？00:09:30 银行“职称江湖”那些事儿经济师的评定制度经历了一个从内部评审到社会化的演变过程。最初，高级经济师和中级经济师都由总行评定，初级经济师由分行评定。后来，初级经济师不再重要，中级经济师改由分行评定，高级经济师仍由总行评定。大约到2000年，各家银行都建立了自己的评定办法，并不断完善。一开始，评定以评审为主，后来逐渐加入了考试环节，包括笔试和面试，并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善的考试体系和题库。之后，中级经济师和初级经济师的评定实现了社会化，由社会机构进行评定，而高级经济师的评定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仍由银行内部进行，后来也逐渐转向社会化。随着社会化评定的推行，以及经济师职称与行政级别脱钩，大家对经济师的重视程度逐渐降低。现在，各家银行都在推行专业序列，例如设立资深专员等职位，为员工提供更多的晋升通道。除了专业序列，银行内部还有行政序列、政工序列、经济师系列、会计师系列和工程师系列等多个序列。其中，“师”系列是一个特殊的存在，与现在的专业序列有所不同。由于中国传统的官本位思想，人们倾向于追求行政级别，即使是专业序列的人员，最终的目标也是获得相应的行政级别。因此，在设立经济师职称之初，就将其与行政级别进行了对应，例如，助理经济师相当于科级，中级经济师相当于处级，高级经济师相当于厅局级。现在，虽然资深专员等专业序列的职位也与行政级别有一定的对应关系，但在评定方式上与当初的经济师评定有所不同。当初的经济师评定采用评审制，需要满足一定的条件才能参评，例如学历、工作年限、工作表现、发表文章等。评审委员会对参评人员的材料进行审核，并最终确定评审结果。这种评审机制与现在的专业序列评定机制有所不同。由于评审机制的存在，一些老同志在评定初期感到焦虑。这些老同志虽然是业务骨干，但由于没有担任过行政职务，无法获得相应的行政级别。由于学历、工作年限等条件不符合要求，无法参评经济师，导致一些老同志感到不满。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师评定程序变得越来越复杂，评定标准也越来越高。例如，加入了笔试和面试环节，对参评人员的学历、工作经验等方面的要求也越来越高。00:19:48 评职称也有地域差异？南北方人，谁更擅长评职称？经济师面试环节也充满了戏剧性。每次评选前，各分行都会先进行内部筛选，根据总行分配的名额和自身情况确定推荐人选。有意思的是，各分行在推荐人选时策略各不相同。一些分行希望尽可能多地推荐人选，甚至会为此做领导和人事部门的工作，争取更多名额。而另一些分行，则更倾向于“宁缺毋滥”，只推荐那些公认优秀的人选，以确保公平，避免内部矛盾。这种策略差异也体现在申报材料上。上海、浙江、广东等地报送的材料通常非常简洁，一份简历、一份业绩报告就足够了。而东北、湖北、四川等地的申报材料则非常详尽，厚厚的档案袋里塞满了各种证明材料，包括发表的论文、著作等等。这反映了南北地区文化和做事风格的差异：南方人务实，注重实际业绩；北方人则更善于包装，注重表面功夫。这种差异在面试环节也有所体现。北方地区的候选人通常口才了得，将自己的工作内容和取得的成绩描述得头头是道。而南方地区的候选人则相对朴实，只是简单地陈述自己的工作内容和业绩。然而，仔细分析候选人描述的业绩和实际数据后，却发现很多北方地区的候选人言过其实，而南方地区的候选人虽然表达能力欠佳，但业绩却更加扎实。这种现象也引发了思考：究竟应该如何评判经济师的水平？是看重理论水平和表达能力，还是看重实际业绩？是用评审的方式，还是用任命的方式？似乎哪种方式都有其弊端。00:38:44 体制内外的钟摆舞：年轻人，你在“围城”的哪一边？现在很多年轻人宁愿失业在家，或者自己做个体户，脱离体制；但有更多年轻人挤破头想进体制，想经历所谓的体系洗礼。我们的过程是羡慕体制外的自由，纠结的是自己有没有决心跳出体制；而这些年轻人真的进了体制内，真的受得了吗？人们一方面希望追求自在自由，一方面又希望获得确定性。体制外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太高，所以很多人宁愿选择体制内确定但可能缺乏上升空间的生活。对比香港，公务员收入稳定但也不算很高，如果社会机会多，很多人就不会去考公务员；而在行业端，更多是在稍确定一点的商业体系和不太确定的体系之间来回横跳，比如前两年币圈火的时候，很多大银行和投行精英去了币圈，后来市场不好又都回去了。在香港，大银行还是比较确定的选择。选“体制内”还是“体制外”，还有很多复杂的社会因素和个体考量。改革开放初期，有一段时间甚至不允许政府部门的人去企业工作。后来出现了一些人为了赚钱想办法去企业“下海”，快退休的时候再回到公务员系列享受更好的待遇，形成了“旋转门”现象——主要是因为“待遇”。虽然国家希望淡化行政级别概念，彻底分清正公务员和非公务员，但像四大行这样的企业，内部还是会强调级别；而这些体制内的人，也喜欢强调自己是哪个级别，这和待遇是相关的。改革初期，我们希望体制内也能像体制外一样，不合格的就辞退，工作不好的就应该辞退。但实际上，只要不犯原则性的大错误，领导是不会轻易开除人的，这也造成体制内写举报信的人特别多，因为反正待遇和级别不会被降低，单位好坏也和自己没关系。这种“旱涝保收”的现象，让体制外的人觉得很有确定性，只要进去，不管经济如何变化，基本工资总是有的，不像体制外，收入不稳定，甚至可能失业。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当时羡慕体制外的同时，又会担心离开体制后生活没有保障。其实人生有很多种活法，体制内外的选择并没有绝对的对错。当年在英国读硕士的时候，一位老师讲过一个让我印象深刻的例子。他说固收金融工具风险比浮动收入的金融工具更大——因为前者没有进退的余地。人生也是一样，任何事情都是现在确定了，后面风险就越大，因为没有选择的余地。所以，体制内看似稳定，但机会成本很高，风险也大，你并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人生没有一步到位的设计，无法规划。我们能做的就是不断适应变化，把握机会。就像我们现在对经济形势的判断，以及高层的政策，都不是线性发展的，没有任何事情是绝对确定的，包括体制、文化等等，都在不停地变化。所以，我们更应该保持开放的心态，拥抱变化，才能在不确定的未来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 End —专辑主播｜刘晓春 肖小跑编辑 | 坛子互动方式坛友群：请添加坛子微信“BKsu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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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福利分房的经济学难题：从“分房烦恼”窥探时代变迁

  “体制内”这个词近两年却听得越来越多。不仅年轻人趋之若鹜，也成了丈母娘选女婿的首要标准，相亲首先问的不再是房和车，而是“是不是体制内？是不是公务员？”。大学生选择专业或者规划职业生涯时，也都倾向于考公上岸。“体制”是一个非常有中国特色的体系，十几亿中国人，除了按地域、民族划分，还可以分为“体制内”和“体制外”——国际友人要理解，颇费一番功夫。但“体制”到底是什么？如何理解“体制”？金融行业，特别是银行业，这几十年来和“体制”又是什么关系？发生了那些有趣的变化？请听本期故事。·时间戳·00:03:51 “体制”内外概念的演变00:14:05银行业与“体制”的复杂关系00:18:49“福利分房”就是和“体制”密切相关的一段历史00:31:39福利分房时代会发生一些奇怪的现象00:45:40 一个经济学视角：资源分配与供需挑战·文字稿·00:03:51 “体制”内外概念的演变所谓的"体制内"和"体制外"，其实是改革开放后才出现的概念。虽然这一管理理念（或“情结”）由来已久，可追溯到科举制度——科举取士的官员，是体制内人士。改革开放前，经社会主义改造后的城市里，除了国家机关，其他的企事业单位基本都是国有或集体所有，都属于“体制内”。我们通常理解的“体制内”，就是在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等有“单位”照顾的地方，从生活到工作，“单位”都包揽安排。进入一个“单位”，你就有了特定身份，各个级别都有相应的政治和经济待遇，比如机关干部或国企工人。这个身份从工作第一天，就和你、你的生活和家庭生活分不开了——从住房、医疗、子女教育、退休、甚至开追悼会都由单位负责——社会主义制度下，生老病死都由国家负担，这被视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体制内”就像一个庞大的体系，与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城里很少有所谓"体制外"的人。少数例外包括家庭妇女，或者小商小贩，比如老虎灶、修伞、磨刀等。到文革时期，这些人已经很少了，大多年纪较大。农民虽然在人民公社中是“集体”，但待遇与城里人不同，农民兄弟羡慕城里人，认为城里人是"吃皇粮的"，不需要自己种粮，也不需要交公粮。改革开放后，经济逐渐活跃，允许了个体工商户、乡镇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的存在。虽然人们仍习惯称呼"单位"，但其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除了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也有了私营企业、合资企业和外资企业新的“单位”。随着国企改革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体制外人群逐渐增多，甚至一度占据主流。然而，近年来年轻人又开始青睐体制内工作，似乎印证了“体制内”才是中国管理体系的主脉络。到现在，“体制内”主要指国家管理的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包括部分集体企业），而“体制外”则指私营企业或非国有企业。相比之下，香港等地的公务员体系虽然也存在，但范围较小，主要限于公务员和教师等群体。而在中国大陆，由于国有企业规模庞大，体制内群体庞大且影响力强。此外，由于历史渊源，许多人（尤其是北方和西北地区）仍然认为体制内工作才是"正经工作"，这种观念甚至影响到就业统计。即便是在知名民企工作、或成为网红主播，有些人仍可能认为自己"没工作"。中国“体制内外”概念在社会认知中的影响可谓深刻。00:14:05银行业与“体制”的复杂关系中国银行业的体制内外定位呈现出独特而复杂的状态，经历了一个从体制内到试图完全市场化，再到如今“半体制内、半体制外”状态的演变过程。历史上，银行曾被视为事业单位，甚至是国家干部的一部分。例如，八十年代银行员工的证件可以进省政府，省政府开会也会叫银行的人参加。虽然现在强调银行是企业，但在许多官员的观念中，银行仍然具有特殊地位。“体制内”本身就存在层级差异，公务员和国有企业员工就被视为不同等级的体制内人员。而银行，则处于一种更加模糊的状态。政府部门的人可能不认为银行的处长算是处级干部，但国企的干部序列曾经和政府部门分开过，现在国企干部也可能调到政府部门任职，那就属于公务员序列了。目前，中国银行业的体制属性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19家民营银行显然属于体制外。而股份制银行、城商行、农商行大多是国有资本为主，他们的领导层和部分员工是党管干部，属于体制内，但大部分员工是市场化招聘的，属于体制外。以股份制银行和城商行为例，他们的董事长、行长以及总行领导班子可能是体制内的，但其他大部分员工，包括管理人员，都是市场化招聘的，属于体制外。即使是社会招聘的行长，也属于体制外。00:18:49“福利分房”就是和“体制”密切相关的一段历史如果要简单粗暴地描述中国经济体制在过去三十年来的变迁，拿房地产行业举例最有代表性：1998年之前，我们实行福利分房制度。1998年住房制度改革后，可以在市场上买房了，也就是房屋私有化。当时，整个社会都在向市场经济转型，希望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主导性作用，而不是像以前那样计划分配。请记住1998年然而，由于市场化转型过猛，2003年左右，房地产开发商数量大幅增长，市场过热，泡沫迅速膨胀。为了抑制泡沫，2020年前后，中国政府推出了“三道红线”政策，开始收紧房地产市场。最近，政府又大力提倡提供廉租房、低成本住房，并在五年计划中明确提出，到2025年，25%的住房都要是廉租房或低成本住房。开始有声音：是不是又要回到1998年之前的福利分房制度了呢？住房制度的变迁，也涉及到中国经济制度的改革。中国的情况非常特殊，很难用国外的经验来分析，单纯从经济学的角度进行统计分析，也很难找到规律。一切要从解放后的福利分房制度说起。解放初期，政府没收了国民党政府、官员、战犯以及一些外国人的房产，包括商业办公楼和住宅楼，收归国有后，一部分出租给个人，一部分由单位分配给职工居住。到了文革时期，住房情况变得更加复杂。有些房子是租的房管所的，有些是租的企业的，来源五花八门。由于住房紧张，五六十年代建造的房子很快就不够住了。于是在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开始新建一些房子，有些是单位建造的，有些是国家建造，但都是公房，用来出租，个人没有所有权。比如上海的很多“新村”。但这些房子的质量很差，地板是预制板，砖是空心的泥渣砖，都是为了节约建材。这些房子都需要分配。为了分到好房子，人们开始想方设法找关系、开后门。分配住房时，要考虑家庭人口。一家四口以下是小户，最多只能分到十八、二十平方米；五口以上是大户，可以分到二十到三十平方米。比如当时的杭州，住房分配是按房间数量来算的，厅级干部可以分到三室一厅，处级干部可以分到两室一厅。而上海则是按人均面积来计算。这种福利分房制度存在很多问题。首先，它不是市场行为，每个单位都没有能力自己造房子，只能依靠政府或企业。企业造房子还要受财务制度的约束，并不是想造就能造的，需要层层报批。其次，福利分房制度无法满足所有人的需求。到文革后期，特别是八、九十年代，大量年轻人进入结婚年龄，住房需求激增，但福利分房制度难以满足需求，导致很多人面临住房困难，甚至引发家庭矛盾。为解决住房问题，一些大型企业在八、九十年代开始想方设法，甚至钻财务制度漏洞，自己筹集资金建造职工宿舍，以满足员工，特别是年轻员工的结婚需求。当时，北京市政府在北三环建造了六栋青年公寓，为很多在北京工作但没有住房的年轻人提供了结婚的住所。这对当时的年轻人来说已经是天大的好事了。但这也只是杯水车薪，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一切都反映出：当时的中国仅靠福利分房，不可能解决住房问题。直到1998年，中国开始实行住房制度改革，推行商品房制度。当时大家都对商品房抱有美好的想象，认为商品房可以解决所有人的住房问题，让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和收入水平自由选择住房。然而，当时并没有考虑到商品房制度下，底层收入人群如何解决住房问题。结果，住房一下子全部市场化，带来了很多弊端。比如，为了快速满足人们的住房需求，加快房地产投资，中国在预售制度上出现了偏差，没有学习到香港真正的预售制度，而是变成了希望通过购房者的预付款来解决资金问题的“变形预售制度”。00:31:39福利分房时代会发生一些奇怪的现象房子不能在市场上进行自由买卖，只能等着单位分配。然而僧多粥少，往往等上好几年也等不来一个指标。于是生生创造出了一个市场——换房市场。上海人民公园的“相亲角”，以前可是著名的"换房角"。当时，各区的房管所门口都是换房市场。在上海的街头巷尾，经常可以看到电线杆上贴着的小纸条，详细描述着房源信息和换房需求。有的人为了工作地点方便而换房，有的是因家庭矛盾想把大房子换成两个小房子，还有的是为了让两个儿子结婚而将一套大房换成两套小房。这种换房活动可谓是一门技术活，比现在投资股票、基金还要深入研究。中国人的"门缝精神"令人佩服。即便在被动分房的情况下，也能创造出一个换房市场，形成了独特的交易手段和策略。这种做法虽然是无奈之举，却也展现了人们的智慧和创造力。在那个年代，银行也面临着为员工解决住房问题的压力。领导需要想方设法筹措资金、寻找土地来建造宿舍。而一旦有了房源，如何分配又成了一个复杂的问题。为了保证公平，单位会制定一套详细的打分系统。这个打分系统考虑了多方面因素，如工龄、行龄（在本单位的工作年限）、职级、获奖情况等。工龄和行龄的计算方式也有所不同，比如工龄一年一分，行龄一年三分。不同级别的奖项也有相应的加分。根据最终得分排名，员工按顺序选房。这个过程中常常会出现争议，有时甚至会发生员工临时拿出老旧奖状来加分的情况。在经营部门，如银行的营业部或国际业务部，领导也会尝试为员工解决住房问题。但这又带来了新的挑战：如何在普通员工和业务骨干之间平衡分房。有些部门会倾向于向业务骨干倾斜，但这又可能引起年长员工的不满。分房方案的制定和实施往往会引发激烈争论，甚至导致员工情绪激动、拍桌子等过激行为。这种福利分房制度给企业管理带来了额外的负担。不仅要考虑员工管理，还要处理房产相关的政策申请和风险。因此，当商品分房政策出台时，很多人表示支持，认为住房问题应该由市场解决，而不应该成为单位的负担。这一变革标志着中国住房制度的重大转型，也反映了社会经济体制的深刻变化。00:45:40 一个经济学视角：资源分配与供需挑战人类经济两大难题：一个是如何把蛋糕做大，一个是如何把蛋糕分好。相比之下，分蛋糕的难度更大。这段历史映射出一个深刻的经济学道理：做蛋糕、分蛋糕的背后，有着和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的问题一样的逻辑线，它们各有各的弊端和后果。在福利分房时代，根本问题是供给无法满足需求，资源极度紧缺，由此产生了许多问题。美国也曾经历过供应无法满足需求的时期。在人类经济发展的特殊时期，有些需求确实无法得到满足，例如婴儿潮。婴儿潮是世界各国都面临的共同问题，它是人类自然增长带来的自然问题。当年美国婴儿潮时期，也出现了很多问题。我记得曾读过一篇论文，认为美国70年代高通胀的根本原因不是海湾石油战争或大宗商品价格飙升，而是婴儿潮。因为70年代大量婴儿潮一代进入青年时期，他们要买冰箱、电视等各种商品，消费欲望高涨，导致物价上涨。需求突然扩大才是主要原因。在人类自然条件的限制下，人口学上的变化会导致经济生产资源无法承担。福利分房也是类似情况，当时的婴儿潮和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大需求无法得到满足。即使算上解放前的房子，单位也无力为所有员工提供住房。在这种资源短缺的情况下，必然会出现许多问题，例如增加政府和企业的负担，以及各种不公平现象甚至腐败问题。尤其是在房子紧张的单位，并非所有单位都能建造家属楼，很多单位都想方设法筹集资金、寻找土地建造宿舍。房屋分配也是一个难题。为了保证公平，单位会制定一套复杂的打分系统，考虑工龄、行龄、职级、获奖情况等因素。这种分配方式看似公平，但在实际操作中却引发了许多矛盾和纠纷，甚至出现弄虚作假、暗箱操作的行为。造房子也带来新的问题，因为房屋供应不可能平稳，只能是一批一批地建，或者正好有一批房源才能进行分配，分配完就没有了。这导致了突击结婚、假离婚等现象，人们为了赶上分房的机会，想尽办法。所以供不应求是一方面，供应方式也会带来问题。美国是市场化，结果是物价上涨；而当时中国物价受到控制，但供应方式不同，导致的是一系列社会问题。市场化和非市场化都有问题。资源不足和资源过剩都会带来问题。最终，中国放开了住房市场，导致房价高涨。虽然高房价也让人痛苦，但与福利分房相比，似乎痛苦还是少了一些。— End —专辑主播｜刘晓春 肖小跑编辑 | 坛子互动方式坛友群：请添加坛子微信“BKsu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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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时势造英雄：时代洪流中的企业家群像

  本期将深入探讨一个关键主题：也就是最近广受关注的民营企业的前身，中国最具活力的经济现象——乡镇企业。它的崛起、衰落、经历的1.0、2.0阶段，及其在中国经济转型中的重要作用。乡镇企业，以及后来发展壮大起来的民营企业，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群体和经济现象。从乡镇集体企业到民营企业的演变，不仅是企业制度的变迁，更深刻反映了时代背景下制度、价值观、道德风尚、精神文化以及世道人心的变化。 而乡镇企业的发展历程，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塑造了中国银行业的发展方向。00:02:22 乡镇企业“1.0”阶段乡镇企业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1.0阶段”始于 1978 年改革开放后——1978年的安徽小岗村，一群农民冒着巨大风险，在契约上按下红手印，由此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著名的"大包干"事件，乡镇企业开始在摸索中前进。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将党的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决策意义重大。在这一时期，中国开始积极寻求国际合作和资金支持。华国锋访问伊朗时，除了加强双边关系外，还重点探讨了借款事宜。这些借来的美元主要用于引进宝钢和金山石化等重大项目。宝钢从日本进口设备，满足大连等地的钢铁需求；上海金山石化则致力于发展化纤和石油化工等产业。尽管后来"大跃进"式发展导致外汇储备紧张、经济突然过热，但回顾历史，这些项目对于文革后百废待兴的中国来说确实是必要的。农村改革是这一时期最引人注目的变革之一。但十八届三中全会并未明确具体实施方案，农村承包责任制也未提及，完全是由农村自发产生，当时存在争论。以万里为代表的地方领导大胆尝试，如安徽小岗村的"大包干"模式，最终得到中央的认可和全国推广。这一改革否定了原有的人民公社制度，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经济体制改革的概念正式提出后，经济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活力。不仅农村联产承包提高了产量，城市的个体经济也得到了适度放开，有效解决了供应问题。虽然粮票等配给制度在90年代才正式取消，但随着小商业和个体运输业的发展，这些票证实际上已经失去了原有的重要性。乡镇企业的兴起便是这一时期另一个重要现象。它不仅增加了轻工业品和日用品的供应，还解决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离土不离乡"的政策既保证了农民就业，又避免了城市人口压力骤增。以鲁冠球为代表的第一代乡镇企业家，从简单的轻工业品生产起步，逐步向高端制造业转型。这些企业规模虽小，但灵活多变，为国有企业提供配套服务，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但这一时期，集体与私营概念模糊，产权不清，也被视为“原始积累时代”。《摸爬滚打》第八期“温州的今天并非明天的样板”中提到过电视剧《温州一家人》中的剧情：主人公周万顺创办鞋厂，盈利后却因“挪用公款”被捕，原因是鞋厂注册的是集体企业，盈利被视为“国家财产”。判刑一年后， 1988年，宪法修正案允许承认私营企业的存在和发展，国务院颁发了《私营企业暂行条例》，周万顺才被放了出来。乡镇企业“2.0”：“二次创业”阶段20世纪90年代后期，乡镇集体企业发展速度放缓，亏损面扩大，许多企业破产或改制；从原始积累到二次创业，再到第一代企业家的落寞。乡镇企业进入了“ 2.0” 阶段，标志着其向真正的民营企业转型。 在这个过程中，不仅企业的所有制结构发生了变化，整个社会的经济体制也在不断调整和完善。这一阶段的到来，是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的必然结果。中央和国务院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法规，鼓励乡镇企业发展，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也促使乡镇企业面临市场竞争的压力。期间有三大节点：1、1995年我国买方市场开始形成；2、1996年我国农产品出现供需基本平衡、丰年有余；3、1997年亚洲爆发金融危机，乡镇企业进入调整和“洗牌”阶段。90年代中后期，市场经济体制被确定为改革方向。税制改革和银行商业化改革取消了乡镇企业的税收和贷款优惠。高层要求"抓大放小"、"政企分开"，对集体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革，并加大环境保护力度。逐步完成原始积累的乡镇企业开始摆脱束缚，80%的乡村集体企业进行了个体私营和混合制改革，40%以上的企业开始向产业集中区和小城镇集聚。截至2000年底，苏南地区85000家乡镇企业的产权制度改革已完成93.2%。到2002年，全国范围内90%以上的乡镇企业实现了改制。00:12:00 第一代民营企业家的落寞经过10多年的发展，乡镇企业开始实施外向型经济战略，这与1995年之前明显不同。《繁花》中的范总还主要从事内销业务，但到此时期，很多企业已经开始涉足出口产品。以步鑫生的海盐衬衫总厂为例，主要生产衬衫。步鑫生出差在深圳特区看到一些漂亮姑娘穿着时髦衬衫，就跟在后面仔细观察衬衫样式，记在脑子里。回去后，让裁缝按照记忆中的样式制作。这些产品国内销售得很好，但布料还是国产的，比如"的确良"和其他化纤产品，质量太差，其实不能出口。所以技术水平必须提高。1995年之后，第二代年轻的乡镇企业家开始崛起。他们胆子更大，不仅制造出口商品，还努力提高技术，引进先进设备，包括最新型的纺织机。运动鞋等产品也是在这个时候引进的。一开始是走私，后来干脆引进设备，开始做贴牌加工。这批新企业家与老一辈不同，他们敢于向外学习新技术、引进设备，生产的产品既有内销的，也有直接外销的。此时的银行业能发展国际业务，很大程度是因为这些年轻企业家。在这个阶段，第一代企业家开始感到落寞。新一代企业家和新的生产方式、技术淘汰了老一辈。老一代企业家觉得很没面子，有的还想搏一把，但最后都失败了。因为管理能力和意识跟不上时代发展，所以被淘汰了。在2.0阶段，大家对个体经营已经不再忌讳。不必再像《温州一家人》的鞋厂一样"挂羊头卖狗肉"，挂靠集体企业。到了1995年后，社会基本认可了他们的模式。虽然还叫"乡镇企业"，但我们已经开始称其为"老板"了。与此同时。企业内部管理也在加速变革。同时，国有企业开始改革，像《繁花》里提到的上海纺织厂女工下岗，就是从那时开始的。浙江的陈金义在上海收购了几家小型国企和集体企业，在当时引起了轰动。他认为城市里的国企都可以私有化，于是开始推动农村集体企业的私有化进程。改制后，乡镇企业以新型集体、混合制和个人独资形式再次创业。就业人数在这个时期呈先下降后上升趋势，直到2003年才超过1996年的总数。这也是农民开始大量进城的主要原因之一。乡镇企业发展过程中确实面临过各种非议甚至歧视。改制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如经营者利用政策漏洞侵吞集体资产，干部腐败，工人消极怠工或偷盗企业财产等。尽管政府对乡镇企业有一些政策限制，但由于其是"草根经济"，符合国情、顺应民意、合乎规律，因此具有顽强的生命力，"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新的商业模式和经济模式逐渐获得认可。整个发展过程不仅包括经济变化，还涉及价值观、道德和人性的变迁。到了90年代末和2000年初，乡镇企业逐渐转型为私营企业，也就是后来所说的民营企业。这个过程既艰难又充满机遇，彻底改变了中国的经济格局。00:16:28 民营企业家的三个群体中国的民营企业家主要由三个群体组成：-“乡镇拓荒者”：原乡镇企业家和从农民企业家转型的企业家。-“个体户传奇”：改革开放初期从事个体经商的人，包括路边摆摊的小贩。这类人后来逐步发展，有的开始经营酒店，从小饭店到大酒店，最终成为真正的民营企业。-“精英创业人”：高素质企业家，如马云、郭广昌等，或从体制内跳槽出来自主创业的人。乡镇企业经历了从第一代到第二代企业家的更迭，这不仅仅是简单的父子交接班，而是两个年龄层次、管理理念迥异的群体。新一代企业家更加市场化、国际化，推动了乡镇企业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型。８０年代以后，国家开始鼓励发展乡镇企业，涌现出许多新兴企业。这些企业的负责人通常年纪较轻，与第一代企业家之间并非简单的传承关系。例如，鲁冠球的万向节厂一直存在，而在萧山地区，会有更多后来兴起的乡镇企业与之并无关联，这些企业可能比万向节厂晚５到１０年成立，企业家年龄较小，认知方式也完全不同。从这个角度来看，像《繁花》里的范总这样的企业家，可以算作第二代。他们已经开始引进外部资源，处于第一代和第二代之间的过渡阶段。真正的第一代企业家，更像是步鑫生那样的人物。这种更迭并非简单的家族传承，而是由技术迭代等因素造成的。在那个发展速度极快的年代，几年就可能是一代人的差距。以第一代乡镇企业为例，如绍兴、萧山、苏州等地，许多从事服装、纺织、布匹和印染业务。他们使用的往往是传统的纺织机，甚至是国有企业已经淘汰的设备，生产卡其布和圆领衫等传统布匹。这些企业家凭借自己的勤劳，开拓市场，使企业逐步发展壮大。到了８０年代末９０年代初，第二代企业家开始崛起。他们已经开始进行国际化经营，引进当时国际上最先进的纺织设备。这批企业家与第一代在认知水平和经营方式上有了质的飞跃。对于地方政府而言，第二代企业家是最容易创造政绩的一批人。他们不仅解决了就业问题，还能大幅提高当地ＧＤＰ。因此，政府对这些企业的扶持力度更大，也更有针对性。然而，这个阶段也开始出现一些问题。为了扩大规模，一些民营企业家借助政府政策，如土地免税和银行贷款等高杠杆手段快速发展。一旦遇到困难，他们就会寻求政府帮助，引进外资或进行合资。这种发展模式虽然创新效率高，但也存在风险，部分企业的非理性扩张和高杠杆经营，为日后的问题埋下了隐患。第二代企业家虽然已经拥抱新事物，但在现代企业管理方面仍存在不足。随着企业规模扩大，他们的管理能力逐渐跟不上，杠杆率越来越高。从８０年代末，尤其是９０年代开始，就不断有企业出现问题。这部分源于他们对自身能力的过度自信，认为从小规模发展到大规模只是量的变化，却忽视了质的飞跃。例如，第一代企业家主要与老师傅打交道，而第二代则需要与国外工程师或专业团队合作。员工构成也从本地人变为外来务工人员，这些都需要不同的管理方式。虽然他们在某些方面有所进步，但未能真正建立现代化的管理制度，这也是长期以来的遗留问题。如今，我们已经进入第三代企业家时代。他们与前两代相比又有了新的特点。例如，有些家具企业的第三代传人，通过创新设计完全颠覆了传统家具的概念。还有一些年轻企业家利用新媒体平台，在非洲或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开拓市场，从小规模逐步扩大。这种发展轨迹似乎是一种螺旋式上升，而非简单的直线上升。每一代企业家都在前人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同时也在某些方面回归本源。这种循环往复、不断创新的过程，正是推动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动力所在。00:37:05 范式转移与企业家的抉择：在变革浪潮中寻找平衡在企业发展的历程中，我们可以观察到一个特殊的时段，这个时段充满矛盾和挑战，适者生存，曾经成功的企业家可能在这个时期遭遇落寞或被淘汰。这种情况难以总结经验，是因为时代转换。当范式发生转移时，之前的问题可能无法用旧有的方法解决。这并非因为企业家不够努力，而是旧的范式无法适应新的环境。银行业也在经历这种转型。对于企业家而言，关注基本财务规律至关重要，特别是中国企业家更需要注意这一点，因为许多教训都是相似的。另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是如何看待”朝阳产业”和”夕阳产业”，这也是一个范式转移的问题，非简单地判断某个产业是好是坏。企业在多元化和专业化的选择上需要吸取众多教训，即使是一个地区也面临着类似的问题。以浙江萧山和绍兴为例，虽然两地相邻，语言系统相近，但产业结构却有所不同。萧山呈现出综合化或多元化的特点，而绍兴则一直以纺织业为主。这导致两地在经济发展上互相比较，形成一种良性竞争。然而，纺织行业经常面临技术周期和产业本身周期的双重挑战。当技术周期结束时，原有技术可能已被淘汰，而新技术还未完全成熟，这就会造成发展困境。绍兴坚持以纺织业为主的发展策略，认识到人们永远需要穿衣服，这个行业永远不会消亡，关键在于能否跟上技术进步的步伐。相比之下，萧山的多元化策略在互联网时代遇到了一些挑战，原本以工业为主的业务经历了一段落寞期。这与邻近的余杭形成鲜明对比，后者因阿里巴巴的进驻而GDP急速上升。这反映出，产业转型对一个地区的影响可能是深远的。当前的繁荣并不能保证未来的成功，关键在于能否跟上时代的步伐。然而，过度追求转型也可能带来问题。有些企业家可能为了转型而转型，显得过于急切。相比之下，东南亚和香港的一些企业家则表现出不同的心态。他们对新趋势和技术保持关注，但并不急于做出重大改变，而是等待时机成熟后才采取行动。这种差异可能源于多个因素：首先，改革开放后，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速度很快，加上过去４０年国际技术的巨大进步，给企业带来了巨大压力。其次，中国企业仍在努力追赶国际水平。还有一点非常重要：体制机制——既包括企业自身的问题，也涉及地方政府的影响。一些一代企业家面临落寞时，可能会因为社会地位和个人荣誉感而不甘心退出。他们可能会与地方政府领导沟通，表示要做得更好。这种心态既与企业家自身有关，也与社会氛围密切相关。此外，地方政府的某些机制也在推动企业非理性扩张。特别是对于已经发展壮大的企业，他们可能会感到被推着走，不得不进行扩张。这种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企业发展与地方政府政策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 End —主播｜刘晓春 肖小跑编辑 | 坛子互动方式坛友群：请添加坛子微信“BKsu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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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52
• 第十四集：管人的难题

  上一集，我们聊了刘行长的创业历史，发现在那个黄金年代，即使在银行内部，也有“创业”的机会。现在我们来到了1995年，这一年距离亚洲金融危机仅有两年。当时的国际金融环境风云诡谲，全球金融自由化接近顶峰。自美国在80年代初放松利率管制并开始金融自由化后，90年代大部分国家都加入了这一浪潮，资本流入发展中国家的规模也越来越大。1995年的市场状况与最近的一些宏观市场动态似乎很相似：当时美国经济高速增长，但也出现了通胀苗头，为了防通胀，美国让美元升值，给亚洲国家和日本带来了巨大压力。日元贬值严重，对东南亚国家和亚洲四小龙、四小虎造成了直接竞争，使这些国家的货币政策和外汇储备发生了变化。强势美元导致许多东亚国家出现国际收支赤字，但这些国家未能及时调整汇率，最终在两年后爆发了东南亚金融危机。当时的金融市场形势复杂多变，但我们国内的情况与国际氛围不同。虽然中国也在蓬勃发展，但未达到像其他国家那样的顶峰或泡沫状态。1995年的几年，依然是我们发展向上的时期。但是从宏观回到细微处——一路向前冲的国家、行业，再到具体的人，和“管人”的方法，又有什么有趣的故事呢？对比国外同行，我们的“管理艺术”，体现在哪里？00:03:27“管人”也开始进入“摸爬滚打”的摸索1995年对刘行长来说是印象深刻的一年：在从国际业务部调去筹备营业部，担任了两年营业部副总后，又回到了国际业务部。上一集提到1993年中国金融改革的背景：除了成立三大政策性银行、农信社和农行脱钩、四大行开始商业化经营以外，还面临着1992年重启改革开放后带来的投资过热和通货膨胀问题。为解决问题，中国统一了汇率，结束了价格双轨制。当年日元贬值对东南亚国家造成的影响，其实中国也经历过类似的情况。中国在汇率并轨时，将汇率一次性调整到8.3左右，此举理顺了国内市场，减少了倒卖外汇等行为，也为抵御1997年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奠定了基础。当时，朱镕基总理宣布中国是负责任的国家，不会进行竞争性贬值，中国的稳定也对东南亚国家起到了支撑作用。1995年，刘行长回到国际业务部担任总经理，正值美国开启新一轮金融自由化浪潮。国内也开始进行金融创新，成立了信托公司、房地产公司等等各种业态。商业银行们也开始引进新的管理方式和考核方式。比如，当时省分行决定对国际业务部总经理和副总经理实行“竞聘上岗”——竞聘的方式是先笔试，再进行公开演讲。竞聘制有利有弊，好处是可以让大家展现自己，但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如何保证评分的公平性？如何避免出现“唯分数论”？企业内部的岗位调整是否需要如此广泛的民主化？企业内部的用人应该公开透明，但公开透明完全等同于“民主化”吗？中国商业银行的 “良才适用”也经历过了一番调整和冲击，“管人”也开始进入“摸爬滚打”的摸索。00:17:09管理体制创新与电脑化的挑战1995年是金融体制创新的一年，也是管理方式、流程和工具开始变革的时点——尤其在电脑化方面。当时，人民币业务已经开始电脑化，使用小型机（如AS400），但国际业务仍然依靠手工操作。这导致了一些有趣的现象：在营业网点，人民币存款是电脑打印的存单，而外汇存款却是手写的存折。这给人们一种错位的感觉——外汇业务不是应该比人民币业务更先进吗？电脑化过程中，我们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如何调整原有的人工流程。传统上，每笔业务都需要双人复核并签字。而在电脑化初期，操作效率反而比手工更慢，因为需要在电脑上进行多步操作后再打印签字。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银行业开始在系统开发上做了创新。年轻的开发人员建议，如果业务人员输入的数据是正确的，系统会自动确保从流水账到总账的所有数据都是正确的。这种新方法减少了中间的人工复核环节，提高了效率。虽然电子化复核在逻辑上是可行的，但在实际操作中，“复核”这件事仍然有其管理意义。复核不仅是为了防错，还涉及风险管理和责任划分。在系统开发中，如果程序本身没有问题，复核的责任可以被减少，但业务输入错误仍需有人负责。理解哪些操作是业务本身必须的，哪些是为了防止手工错误设计的，对管理数字化转型至关重要。当年的“电子化”改革，对如今的“数字化转型”是有很多借鉴意义的：理解业务逻辑和技术逻辑同样重要。我们需要利用技术的优势来优化业务流程，但是对业务逻辑的深入理解，才能将两者更好地结合，提升效率——看似琐碎，但对后续银行业的发展影响深远。既是到了数字化的最前沿，底层逻辑依然没变：比如最近，香港刚刚放开了虚拟货币ETF，并批准了四支ETF。这涉及到虚拟资产托管的问题，虚拟资产托管与传统股票基金的托管方式和技术完全不同。香港监管机构需要托管银行证明其有能力托管虚拟资产。虽然大银行有资格作为托管方，但它们对虚拟资产的了解不如原生的虚拟资产机构。托管虚拟资产主要涉及私钥管理，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有形资产。每笔涉及虚拟资产所有权的交易都需要托管方参与，细节非常复杂。传统银行很难证明其具备足够的知识和能力处理这些复杂流程，因此可能需要外包给虚拟资产机构。但这又引发了监管和控制问题，形成了死循环。托管外包在逻辑上难以讲通，主要原因是这是一个全新的技术，现有银行的流程和系统无法匹配——这类似于1995年电脑化的过程，当时从手工纸质存单转向电脑录入，也需要时间来调整和磨合流程与技术。数字化转型不是简单的软件升级，而是一个需要时间和细致调整的过程。00:28:11对比当年香港和境外的同行，“管人”方式大有不同直到1995年甚至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国内银行的信贷管理体制还没有实现“前中后台分离”。1994年左右，才了解到国外银行已经实行了这种分离制度。当时刘行长在国际业务部担任信贷科长，部门里没有客户经理，所有信贷业务都由部门负责。每个信贷员管理自己的客户群，不同级别的信贷员拥有不同的审批权限，超过一定金额的贷款需要逐级向上审批。到任后，发现大家工作缺乏积极性。于是，刘行长开始尝试在部门内部推行类似客户经理的体制，并鼓励大家报名参加，将绩效与奖金挂钩。一些年轻人积极响应，主动出击，开拓新客户，工作效率和业绩都有了显著提升。但也遇到了一些阻力——老员工不适应新的考核方式，产生抵触情绪；后台部门也觉得这种改革打破了平衡，与前台产生矛盾。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刘行长尝试调整利益分配机制，并做了一些思想工作。虽然最终改革没有完全成功，但这次探索很有意义，也想当年年轻气盛的中国银行业——有敢于尝试的勇气。对比当年香港和境外的同行，“管人”的方式有很大不同：香港和东南亚的银行，后台员工普遍心理比较安定。他们认同自己的职责是支持前台工作，不会觉得自己应该和前台拿一样的工资。这种心态在香港的银行尤其明显。香港的银行员工，无论前台后台，都认为自己签了协议，就该做好本职工作，其他人的薪资与自己无关。员工更关注的是自己的市场价值，而不是别人拿多少。此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员工会看到企业赚钱的机制，并了解自己的作用。刘行长曾问过香港分行的后台员工：心里会不会有不平衡？他们的回答让刘行长很意外：后台同事们清楚地知道公司靠前台拉生意维持，所以认为前台挣得多是合理的。而在国内，分工不同并不代表能力不同，很多后台员工认为自己也能胜任前台的工作，所以会觉得不公平。比如，一个科学家得了奖，奖金要分给整个单位，包括扫地的，因为他们认为自己也有贡献。在香港，虽然前后台也会有矛盾，但主要是由于职责不同、处理方式不同，而不是因为收入差距。客户部门、风险管理部门和法务部门之间常有冲突，但更多是因为职责分工，而不是薪资问题。人事管理中的“绩效考核”——在中国文化和市场背景下，真的是一门管理艺术。也是一个似乎永远也讨论不完的话题。— End —主播｜刘晓春 肖小跑编辑 | 坛子互动方式坛友群：请添加坛子微信“BKsu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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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49
• 第十一集：外商的尴尬时刻

  说话间已经来到了90年代初——我们的金融行业开始和世界有牵连，及后面恩恩怨怨，错综复杂缘分的开始。那时的中国市场是一个跃跃欲试、需求喷薄欲出、遍地是机会的市场，“蓝海”可能都不足够描述，简直就像孙悟空可以满地打滚随便吃桃的花果山。外国人和港澳台同胞，到封闭了这么久、刚刚开放的花果山里找果子吃，应该也有很多不适应吧？小平同志的南方讲话，威慑力究竟有多大？所谓“巨变”，真的是一夜之间说来就来的吗？·本期精彩时刻·02:23 外商的尴尬时刻：在贵宾室里挨冻、不敢进招待所、在首都跑步先“请示”11:21严谨的日本罐头厂给银行出的难题15:40在犹疑中开放：讲话打开最后闸门，经济活力如大潮般喷薄而出20:36经济很快就过热，进入了又一波“收”的循环，也为改革打下基础21:22邓小平南巡的背景：国际压力— End —主播｜刘晓春 肖小跑编辑 | 坛子互动方式坛友群：请添加坛子微信“BKsu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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